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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设置的情况，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设置之前，共有15个机构o可以进行合宪和合法性审查。
[91]由此，双方意思表示的合意即构成了行政协议效力的渊源，意思主义相比于表示主义居于更为根本的地位。[94] 1）错误，乃指合同的订立是基于对实际存在的事实的一种相反的认识，亦即至少有一方当事人对行为的基本条件发生认识上的错误。
仅需要注意的是，民事合同标的的确定性也在柔化，以长期合同中的价格为例，法国民事判例认为不再需要此处的价格为可确定的（déterminable），而只需要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能够再次商定，且双方不构成权利滥用即可。这种法律要求就是权利能力平等原则赖以产生的基础。概言之，在当下这个时代，行政法学与民法学对平等原则的理论认识，均应统一于对个人之人格尊严的承认与保护。[125] 在法国，后者进一步区分为法律专门授权和上级行政机关专门授权。[11] （二）行政协议中的交换关系平等 那么，行政协议中的行政主体是否同样身处市场交易关系之中？亦或恰恰相反，行政协议乃是将相对人吸纳包裹于权力体系之中？ 回顾法国行政协议制度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行政协议的产生正是源于行政主体主动进入市场，寻求与市场主体开展合作的尝试，而非市场主体被动地被吸纳包裹于权力体系之中，受行政主体之命令。
[45] Maurice Hauriou, Précis de droit administratif et de droit public, 11ème édition, Sirey 1927, préface. [46] （法）莱昂·狄骥，见前注[40]，第253页。[162]而即便是对未来适用新法，最高行政法院也要求必须采取妥当的过渡措施，以维护法安定性。(一)纳税便利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的关系 纳税便利和税收法定都能起到保持税法明确、稳定、保护纳税人权利、监督限制征税权的作用，两者都要求税收实体性课税要素和征税程序的规定必须明确、法定，避免税法规定的模糊不清和肆意变动。
(三)纳税便利原则与量能负担原则的关系 纳税便利原则与量能负担原则都与宪法平等原则相呼应，强调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公平，以厘定私人与公共财产分配的边界。纳税服务措施方式各异，但其背后方便且有利于纳税人的价值目标却具有共通性。纳税便利原则不仅要求课税要素的明确，还要求征纳程序和税制内容简明和人本化，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目的在于满足纳税人的合理便利需求。纳税便利原则与量能课税原则的主要不同在于：(1)规范目标不同。
(3)纳税便利对税制构建和运行能起到形式和实质上的规范作用，用以维护税法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纳税便利原则对纳税人权益的保护更为直接，不仅需要征税机关依法行政，而且要求国家税制、税务机关能够主动照顾到纳税人的便利权益。
随着传统税收征纳双方的行政—管理关系向服务—客户关系的转变，征税机关由职能单一的行政机构逐渐成为为纳税人提供纳税服务的商业机构。在当下我国不断推进税收法治与税收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综合考量影响纳税人履行义务的制度、机制、文化因素的基础上，遮蔽于纳税服务规范背后的方便且有利于纳税人理念可以以税法原则形式呈现出来。税收效率从经济视角概括性评价税制及其运行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促进纳税遵从的复杂性。在价值层面，纳税便利原则强调从保障纳税人基本权益的视角进行税制构建与税法实施。
纳税便利原则蕴含促进税收遵从的价值目标，具有降低税法运行成本的效果，纳税便利与税收行政效率具有实践层面的相通性。现行税收征管规则体系中，规则制定者将便利纳税人明确视为一项与公平、公正、效率原则比肩存在的税收管理原则。但税收效率原则不能涵盖纳税便利原则。在税法适用中，纳税便利原则主张在尊重税收法定的前提下，可以以有利于纳税人原则进行税法解释。
(3)主客观形式并存的税收便利。形式意义的纳税便利强调税收征管规则简便。
税收法定原则实质是通过民主程序来规范和限制课税权的行使空间与方式，进而保护纳税人权利，维护纳税人的尊严和主体性。《税收征收管理法》总则可以明确宣示纳税便利原则，以弥补具体征管法律制度中纳税服务、纳税程序、纳税人权利、税务机关义务，以及争议处理规则的疏漏与不足。
(2)纳税便利是形式方便与实质有利的结合。纳税便利原则强调守法环节征纳双方对税法的遵从。纳税便利原则强调通过维护纳税人权益来实现纳税义务，基于实质有利的税收人本目的，国家征税与用税行为受到宪法层次纳税人基本权益的制约，包含防御与受益两个维度。税收征管依法依规、以人为本，为纳税人提供规范、科学、便利的纳税服务。在获得纳税负担能力(收入、财产、所得)信息的前提下，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可以得出征税方案，但基于纳税便利的价值判断并不能完全得出征税与否的结论。纳税便利原则根植于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与人权保障原则，主张国家有义务为纳税人提供与其履行纳税义务相匹配的便利条件，税收立法确定、简便、易懂，税收执法规范、科学、以人为本，是形式方便与实质有利、征税便利与纳税便利的有机统一。
仅从效率的角度讨论纳税遵从，弱化了税法所承载的保护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及社会正义价值，也不能道出财税法背后的正义理念和人本关怀。纳税便利原则在形式意义上要求税法制度必须方便纳税人遵从，实质上强调在税收法定的前提下，税法创制与实施应当真正符合有利于纳税人的原则，维护纳税人基本权益及其背后的人性尊严。
依据方便且有利于纳税人的理念，在税收的确认、征收以及强制征收的程序中，税法所规定的征税的时间、地点、方式、步骤、顺序应满足纳税人的合理便利需求，创设方便纳税人缴税的程序制度。(3)两者对税法设计的要求不同。
一方面，应注重税制形式上的可接受性。四、现代法治语境中纳税便利原则的基本涵义 现代税法不仅要维护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秩序，更要注重培养纳税主体的守法精神。
纳税人基本权益的实现与保障需遵循宪法—税权—税制—权益的逻辑路径。纳税便利的逻辑起点是维护和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益，规范国家税收立法权和执法权。平等对待、合理性、合比例的基本假定为规范税法解释提供方法论指引。国家财政活动需贯穿方便且有利于纳税人思维，实现税法对纳税人形式方便与实质有利的两相结合。
税收法定原则只要求税法对相应的程序要素和实体要素做出明文规定即可，目的在于防止征税机关对税法的任意解释，从而限制征税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促进纳税便利、降低征纳成本，不仅需要征税机关的服务，更需实体税制的改进。
(2)纳税服务规范中的便民基准。纳税便利原则对于税收立法中课税要素安排具有提示作用，如在设置税种时应避免对同一征税对象进行重复征收，同时避免税种重叠产生重复检查的烦扰。
(4)从便利规范到税法原则的角色转换。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部门规章中有以纳税便利为内涵的原则表述。
量能课税原则主要反映纳税人私有权益的防御维度。长远来看，提高纳税便利度不仅依托税务行政机关固有权力推进，更需要通过税收立法与规范的税法解释予以保障。从便利纳税人而非仅便利纳税环节的视角出发，人本主义税法体系构建不能囿于传统程序与实体二分的税收立法思路，应当从税制的稳定性、连贯性、可操作性、简易性、清晰度等多维度评价征纳双方的税法遵从程度，并予以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环节的保障。(2)两者的作用重心不同。
与税收效率原则不同的是，纳税便利强调在税收法定原则基础上，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应当以方便且有利于纳税人的目标为指引。(3)纳税便利是税收征纳双方便利的统一。
在税收法定原则基础上，纳税便利原则主张通过培养纳税人的自主遵从意识，鼓励纳税人依法主动承担纳税义务。另一方面，税收立法需要从实质有利维度深入探讨课税要素安排的合理性。
六、纳税便利原则的中国意义 纳税便利原则作为完善税收法律法规的立足点，作为促进税收自主遵从的税法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税法原则，对我国整体税制的设计、具体税法规则的构建、税收征管的运行具有重要的指引、评价、规范作用。税收便利的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合理的纳税机制不仅取决于程序方便，还依赖于应纳税额大小、征税的简便程度以及对所有纳税人的平等对待。